状元是科举中最好的，所以每一次科举考试都只有一个状元，那最侥幸的状元是谁？毕沅有哪些故事？

古代的科举考试是一条漫长的道路，而考试中状元是最好的，那最侥幸的状元是谁?毕沅有哪些故事?

最侥幸的状元是谁：

毕沅中状元前是军机处的一个小官，在那年的4月25日夜，他与同僚储重光、童凤三人在军机处值班。此三人都顺利通过了会试，准备参加于4月26日举行的殿试。储、童二人想回寓所准备明天的殿试，便对老实的毕沅说：“我俩书法好，有望夺魁。你书法不行，就别做非分之想了，替我俩代劳吧。”清朝殿试的确有偏重书法的现象，而毕沅的书法又的确不行，就答应了。当夜，陕甘总督关于新疆屯田事宜的奏折转到军机处，毕沅详加研读。没想到第二天殿试考时务策，题目正是关于新疆屯田事宜的。毕沅胸有成竹，挥笔立就。开榜结果，毕沅高中状元。储重光中了榜眼，童凤则列二甲第六。当储、童二人得知那晚的事后，无不嗟叹。

最侥幸的状元——毕沅。

毕沅有哪些故事：

1、才子慈母教

毕沅幼年就失去父亲，全靠母亲张藻培育成人。张藻是当时颇有名气的才女，不仅能诗，而且学问渊博，著有《培远堂诗集》。毕沅在她的调教下，6岁能读《诗经》、《离骚》，10岁便通晓声韵，善作诗文。随后，张藻又亲自把毕沅送到苏州灵岩山，拜著名学者、诗人沈德潜和经学大师惠栋为师，以进一步拓宽视野。后来，毕沅中状元当官，离开京城到陕西任巡抚，张藻还以母亲特有的情怀，作54句270言《训子诗》，殷切期望儿子“不负平生学，弗存温饱志;上酬高厚恩，下为家门庇”。张藻病故后，乾隆皇帝特赐御书“经训克家”四字褒扬。毕沅为了铭记母亲和皇上的恩赐，特将室名称作“经训堂”，将自己的诗文集名为《经训堂集》。

2、礼贤下士

毕沅性情儒雅和易，爱才若渴，身边常名士云集。当时的著名诗人黄景仁由于不愿当官，又不知理财，生活贫寒。一天，毕沅读到他“一家俱在西风里，九月寒衣未剪裁”的诗句，马上派人送去银子50两。黄景仁病逝后，毕沅又出资抚养其老母，还为他整理出版诗集。祖籍歙县的著名文人汪中与毕沅没有见过面，有一次跑到毕沅的衙门，递给门卫一张小纸条，只说住在某某客店，转身便走。门卫将纸条呈送毕沅，只见纸条上写道：“天下有汪中，先生无不知之理;天下有先生，汪中无穷困之理。”毕沅看罢，哈哈大笑，立即派人送去白银500两。在任陕西巡抚的时候，毕沅有一次路过一座寺院，老僧出来热情招待，谈得十分投机，毕沅忽然开玩笑地问道：“一部《法华经》，不知有多少个阿弥陀佛?”老僧从容应道：“我一个破庙老和尚，非常惭愧生成钝根。大人是天上文曲星，非同一般，不知一部《四书》有多少个‘子曰’?”毕沅不禁一愣，非常佩服老和尚思维敏捷、谈吐风雅，于是捐银为寺里添置田产，还把寺院整修一新。

3、性向成谜

有说毕沅是同性恋者，与名伶李桂官交好，赵翼与袁枚均有诗歌描述李桂官与毕沅之间的情感：赵翼作《李郎曲》，而袁枚为李桂官的《劝毕公习字》一文作序时也写了长歌。

4、死后抄家

嘉庆元年(1796年)，湖北省荆州、襄阳爆发了白莲教农民起义，规模浩大，得快蔓延到南方各省，前后历经九年，才被清朝廷镇压下去。为此清朝廷耗用军费二亿两白银，相当于四年财政收入的总和。嘉庆元年，清朝廷派兵对湖北的白莲教农民起义进行镇压，军队的军需钱粮委派湖北省安襄郧荆道道员胡齐仑负责管理。胡齐仑自负责管理军需钱粮以后，任意侵贪、克扣，致使领取军响的清军官兵多有怨言。于是两湖总督景府对胡齐仑经管的军费收支进行了审计清查。经过审讯得实：胡齐仑在嘉庆元年至二年间，掌管湖北省军需钱粮，在发放湖北襄阳军队的军饷时，每发一百两军饷，扣除户部在拨款时已少拨的四两“短平”银外，又报请当时的湖广总督毕沅批准再扣除四两，以备支付按规定不准报销的款项，此外胡齐仑还利用职权私自加扣二两。如此三扣两扣，每发一百两军饷，官兵们实得九十两。胡齐仑经手发放的襄阳军队的军饷一百四十余万两，他私自扣留二万九千两，馈送给各营将军、督抚们花用，其中仅送给一名叫永保的领兵大员就达六千两。

接到审案官关干胡齐仑一案的审讯结论报告，嘉庆帝为此特发上谕，严厉痛斥贪污军饷的行为，他说：自镇压白莲教以来，至今已有四年了，所耗用的款项达七千万两之多。白莲教起自湖北，而清军的行贿馈送之风也起自于湖北。前任两湖总督毕沅，公然将军需钱粮，任由胡齐仑一人经理，恣意侵扣，实为罪魁祸首，毕沅现已去世，倘若他还活着，我将立即把他处死，以正国法。即便如此，毕沅死后，家产还是遭到藉没，全部充公。也就是《清史稿·毕沅传》所写的那样：“(嘉庆)四年，追论沅教匪初起失察贻误，滥用军需币项，夺世职，籍其家。”

相较《清史稿》，《清史列传》的内容的记载则更为详细。嘉庆四年九月，嘉庆帝发布上谕称：“迄今匪徒蔓延，皆由毕沅于教匪起事之初，办理不善，其罪甚重。昨又据倭什布查奏胡齐仑经手动用军需底帐，毕沅提用银两及馈送领兵各大员银数最多。毕沅既经贻误地方，复将军需帑项任意滥支，结交馈送，执法营私，莫此为甚。倘毕沅尚在，必当重治其罪。今虽已身故，岂可复令其子孙仍在官职?”故将其作官的儿子就地免职。至十月，“追产入官”。

关于这一点，梁启超曾以同情的口吻写道：“独军旅非所长，且驭下太宽，未免蒙蔽，卒坐是被累，身后遭籍没，论者惜之。”其实，毕沅远非一个洁身自好者。乾隆末年，当时他为湖广总督，福宁为湖北巡抚，陈淮为湖北布政使，这三人即官官相护，千方百计婪索民财。当地百姓形容他们三人说：“毕如蝙蝠，身不动摇，惟吸所过虫蚁;福如狼虎，虽人不免;陈如鼠蠹，钻穴蚀物，人不知之。” (昭连：《啸亭杂录》卷一O《湖北谣》)

还有一个记载可以对毕沅的人品做一个补充。钱泳《履园丛话》载，和珅当权时，“欲令天下督抚皆欲奔走其门以为快，而(毕沅)先生淡然置之”。但到和珅四十岁生日时，“自宰相而下皆有币帛贺之”，毕沅也坐不住了，赋诗十首，“并检书画铜瓷数物为公相寿”。钱泳问他：“公将此诗入《冰山录》中耶?”毕沅“默然，乃大悟，终其身不交和相”。钱泳所说的《冰山录》当是《天水冰山录》，明朝权相严嵩被革职，他的被查抄没收的全部财产，登在《天水冰山录》中，换言之，那是一份赃物的详细清单。钱泳的意思很明白，他已经预见了日后和珅的倒台，于是给毕氏一个忠告;毕氏接受了，遂保持了气节。

可惜，这只是钱氏的一家之言。清人陈康祺早就指出：“秋帆(毕沅)制府爱古怜才，人所共仰，其交和珅，慑于权势，未能泥而不滓，亦人所共知。”毕秋帆死后被抄家，也和卷入和珅贪污案有莫大关系。在陈康祺看来，作为“毕氏客”的钱泳，对这件事不要提就算了，“惟欲以拒绝权门，归功于一言之谏沮，其然，岂其然乎?”欲盖弥彰，倒是弄巧成拙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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