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代恋人的自由：重读弗洛姆和沙特

　　弗洛姆（Erich Fromm）在〈自私与自爱〉（Selfishness and Self-Love）里说过：「爱不能分离於自由和独立……爱的基础前设是自由和平等。它的前设是使我们能承受孤单﹑忍受孤独的力量﹑独立性和自我的完整性……爱是一种自发的行为，自发性是指（同时在字面上）按自身意志行动的能力。」

　　

　　了解弗洛姆的人都知道，他在《逃避自由》（Escape from Freedom）中对「自由」这个概念作出了两种区分：先是「不受其他东西所限的自由」（freedom from）；其後是「做一件事的自由」（freedom to）。当中的概念，似是以赛亚．伯林（Isaiah Berlin）对消极自由（negative liberty）和积极自由（positive liberty）的两种区分。

　　

　　弗洛姆又提到，人会为了不承受孤独而甘心放弃一些消极自由。放在爱情和两人关系的语意下，我们可以很容易想像各种情绪勒索，甚至是家暴的例子。对於那些，这边就先不多说了。我反而关心的是，到了现今互联网发达的时代，恋人间的自由又成了一个怎样的状态。

　　

　　从脸书的广告风波看恋人的自由？

　　

　　在早前脸书的听证会後，在浏览谷歌等网页时多了一项提醒，要你在一些新的私隐条款下按上「同意」一项。在现今的网络世界里，我们已经很难阻止自己的私隐成为广告商的目标。

　　

　　早期笔者写过一篇名为〈网上社交的现代性：重读鲍曼和巴特〉的文章，讲述现代的某种恋人状态。当中我说过，不知是甚麽原因，脸书总是「按我的需要」为我打了不少社交软件的广告。这不是重点，我想说的是，假如你像我一样单身一人，那脸书给你打甚麽样的广告，大概也不会对你有甚麽大影响——最多就感到有些厌恶。但试想想，如果你已有家室，但脸书或谷歌还给你打社交软件的广告，而你的伴侣又理解到脸书以「投其所好」的方式显示广告，你可能就会招惹血光之灾。

　　

　　在现今互联网的运作方式下，人的消极自由彷佛受到了一种新的限制。即使，从来没有人明确地为我所浏览的东西划下限制（没有人主动侵犯我的积极自由），但当我知道，自己的伴侣可能会无意中看到媒体给我的广告，我便会开始自我审查，变得小心翼翼。

　　

　　而且，这种情况可说是无孔不入的，我们甚至可以很轻易地想像，即使只是随意在YouTube看看影片，它就「聪明地」为你推荐你可能想看的东西了。这个时候，恋人的嫉妒情绪可能在不知不觉间唤起，继而引起纷争。

　　

　　恋人的嫉妒与自由？

　　

　　罗兰巴特（Roland Barthes）曾在他的爱情圣典《恋人絮语》（Fragments d'un discours amoureux）说：「嫉妒是在爱中诞生的情感，是由於恐惧所爱的人更喜欢别人而产生的……是一种排他的行为。」当恋人看到媒体为自己恋人所提供的偏好，便产生了某种恐惧，这种恐惧继而成为了试图限制伴侣的动力。

　　

　　不过，说到恋人的嫉妒和自由，又不得不说沙特（Jean-Paul Sartre）。对於沙特，人作为一种具有意识的「为己存有」（being-for-itself），我们是无可避免地自由的。然而，当他者（the Other）出现，而我们又意识到他者同样是一种为己存有，我们的自由便受限了。

　　

　　在《存在与虚无》其中一个广为人知的小节〈注视〉（The Look）里，沙特透过描述偷窥别人的例子，先说明一个人如何意识到他者不只是像「在己存有」（being-in-itself）般的客体。他说，试想像自己是一个从门後的钥匙小孔偷看的人。你因为嫉妒他人，便从小孔窥看别人的一举一动。在开始时，你乐在其中，以为自己完全躲在了无人能发现的黑暗之中，在过程中你不经反思地把别人当成了像「在己存有」般的客体；但当你听到身後的脚步声，发现有人向你走近，把你逮过正着，你的处境也就因此而改变 ── 这刻你知道别人在注意着你。正正是因为这种处境的改变，和你在两种处境下所感受到的感觉迥然不同，沙特便把「为己存有」的特质从个人的层面推展到他者——他者亦具有意识；他者是「在他存有」（being-for-others）。

　　

　　重要的是，在你由嫉妒转为感到羞愧的过程中，你的自由也同时受到了一定的限制。这里听在上可能有点矛盾：在一方面，沙特主张我们有无限的自由，又我具有意识开始，我们就被判处（condemned）为超越自身本质的「在己存有」。自由是一种想像能作另一选择的能力，因此我们亦没有停止自由的自由。那麽，他者的出现又如果令我不自由呢？

　　

　　沙特与西蒙波娃

　　

　　沙特与西蒙波娃

　　

　　正是因为「在他存有」的出现，我对自身的察觉也不同了，我的行为可能是我选择的结果，但我知道我的行为同时被他者所描述﹑归类﹑评价，我的自由嬗变为他人的感知，就如沙特说：「他者成了我和我自己之间，不可或缺的中间人。」因此，当沙特一方面说：「我是我的行为」；但在另一方面，我又在两层意义下抽离於自己的行为：首先，我不是我的行为，因为我的自由不在於我所选择做的事，而是在於我在可能选择做其他事的能力。其次，我不是我的行为，因为我无法控管他者如何去看待我，而这个「我」会因他者的感知方式受到改变 ── 他者可能对我有好的评价，那我就是好的；反之亦然。

　　

　　也就是说，在严格的意义下，他者并不是直接的限制了我的自由，而是透个改变「我」而使得我不自由。亦正因为如此，嫉妒成了构成「我」的存在状态，而羞愧则把我从「我」中抽走（沙特说，这想法是受到黑格尔的启发）。 而这种意念更是显示了在沙特的文学作品中 ── 例如，在他的剧作《无处可逃》（No Exit）中，三个刚死的人被迫共处一室，他们试图以谎话粉饰过去，最终却又躲不过他者的目光，继而带出「他人就是死狱」这个广为人知的主旨。

　　

　　现代恋人的自由？

　　

　　根据沙特，嫉妒的偷窥者是自由的。按照沙特的思路，被偷窥者只要不知道自己被偷窥，他应该也是自由的。但如之前所说，在现今的世界，一个人难以在走过的路上不留下痕迹。更甚的是，在现今的世界，就连「我」这个概念也彷佛能化约成数据，被一个新的方式重新再定义。因此，恋人不止没有某种消极自由；当对方无意中看到自己的电脑中的广告﹑或是影音网站的影视推荐，恋人的「我」也随即被凝视，继而不再自由。

　　

　　更甚的是，在现今世界，恋人总是无时无刻感受到自己可能被「偷窥」。在现今互联网通讯的社交方式下，恋人几乎是「无所不在」的。在从前，恋人收到了对方的一个来电，他可能假装不在家；在不远的从前，恋人的手机响起，他可能假装睡了；现在，恋人只要曾经上线，他的行踪就被记录下了，他无法逃避了。恋人是不自由的。恋人收到对方的一个讯息，他在回覆与不回覆之间徘徊，他不小心打开了对方的讯息，他便不再自由。

　　

　　但是，我们有选择放弃自我﹑放弃自由的理由吗？弗洛姆曾在他的《爱的艺术》（The Art of Loving）中探讨过「自爱」这个概念。自爱很像就等於是爱己和自利，彷佛跟爱别人是相矛盾﹑相对立的，但经过细心的思考，弗洛姆反而认为爱别人和爱自己是不可分的。

　　

　　首先，自利的人其实并不爱自己，试想像一下，一个嫉妒的偷窥者的内心世界是怎样的？他担心对方会对自由做出不忠的事，在一方面他是把对方视作自由利益的一部分，而非一个独立的主体。嫉妒的偷窥者虽然从嫉妒中获得了自主性，但一个懂得自爱的人其实从一开始就不会嫉妒。这便连系到弗洛姆的第二个观点。一个嫉妒的偷窥者之所以不懂爱对方，其实源於不懂自爱。假如嫉妒构成了偷窥的恋人的自由，那麽他可能真的有放弃自由﹑放弃自我的理由。

　　

　　不过，沙特显然不会同意弗洛姆的观点。沙特认为恋人的关系更像是权力的角力，他甚至认为以社会道德规范去证立自己的行为（例如：弗洛姆所说圣经中的爱人如己），本身就是一种「坏信仰」。「坏信仰」是一种对自己欺骗，同时是对别人的假装，假装自己没有自由。换句话说，与其说所谓的道德人生是一项成就，倒不如说它是对自由的逃避。

　　

　　但更重要的是，即使沙特认为恋人的自由迫於无奈地被恋爱对象所限，我们还是不得不去爱，因此，沙特的解决方案是：既然「我」是被恋爱对象定义的，我就只有透过成为对方来从新获的「自己」。因此，在表面的层面看来，沙特和弗洛姆两人的主张其实并没有很大的分别，他们都很像消除了爱人和爱己的区分，继而消除了「我」和「他者」的区分。